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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    外界翹首以待新一輪財稅改革，終於在最近揭開了神秘面紗。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審議通過了《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》，相關報道透露改革的一些方向和原則。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幾天前就社會熱點進行瞭解讀，他提到：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，是建立現代財政體制的重要方面。通俗地說，就是根據中央和地方“誰該乾什麼事”來定“誰掏錢”，再通過分稅、轉移支付機制讓“錢”與“事”相匹配。
　　    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中，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一直是難點和重點。通常認為，中央掌握著較大的財權，但並無相適應的事權和支出責任，而地方缺乏足夠的收入，卻有著較重的支出責任。這種關係的不協調，中央政府就必須倚重轉移支付，而地方政府則需積極“跑部錢進”。
　　    在“跑部錢進”的背後，隱藏著兩大問題：一是財政支出的隨意性很大，容易出現“會哭的孩子有奶吃”現象。有些地方政府善於動用各種社會關係，就更容易從中央部委獲得豐厚的資金和項目，另一些地方政府則不善此道，往往就難有收穫。長此以往，就會造成區域發展之間的不公平。尤其是，“跑部”勤快與積極太過主觀，它在獲得相關領導青睞的同時，也增加了決策的隨意性，甚至出現不少“拍腦袋”決策。
　　    二是給反腐敗工作帶來很大壓力，因為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爭取到項目和資金，很可能鋌而走險，採用一些不正當的手段。前幾年，一些地方政府駐京辦成為腐敗高發區，不少腐敗大案要案中，駐京辦負責人往往成為關鍵角色。儘管4年前曾經整頓過駐京辦，但是財政體制還沒有改革優化之前，“跑部錢進”難以杜絕，而其背後的腐敗現象也往往如影隨形。
　　    也正是註意到這種弊端，此次政治局會議著重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，這也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三個重點之一。改革的方向就是：在保持中央和地方收入格局大體穩定的前提下，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，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，促進權力和責任、辦事和花錢相統一，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。
　　    具體而言，這場改革就分成兩大內容。一方面，根據稅制改革推進情況，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，就是在“財權”上“動刀”。當然，所謂的“理順”並非簡單地把屬於中央的收入劃給地方，也不是將地方的收入籠統地收歸中央。理順必須遵循公平、便利、效率等原則，確保中央與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的持續健康。
　　    也就是說，未來的“理順”包含兩種可能，一部分稅收可能更多劃給中央，而一部分稅收可能更多劃給地方。正如樓繼偉所言，考慮稅種屬性和功能，將收入波動較大、具有較強再分配作用、稅基分佈不均衡、稅基流動性較大的稅種劃為中央稅，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；將地方掌握信息比較充分、對本地資源配置影響較大、稅基相對穩定的稅種，劃為地方稅，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。
　　    另一方面，合理劃分各級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，適當強化中央的事權和支出責任，就是在“事權”上改革。在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係的問題上，並不只是考慮將中央的財權或收入劃給地方了事，還可以增加或者強化中央的事權，讓其擔當更多的支出責任，這既能緩解地方政府的財力不足，也能糾正一些地方處理事務的偏頗。
　　    如此改革的趨勢包含三個內容，首先將國防、外交、國家安全、關係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的事項集中到中央，減少委托事務，通過統一管理，提高全國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；其次，將區域性公共服務明確為地方事權，這一點地方政府有著極大的優勢，它們可以就近為當地居民提供豐富、便利的公共服務，並且接受當地的監督；再次，有一部分權限既涉及中央，也事關地方，所以就需要明確雙方的共同事權，包括權限、範圍與責任等內容。
　　    總而言之，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係，必須從兩個方面著手，既“理順”收入分成，也改革“事權”劃分。兩者並行不悖，只有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，才能更好地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；也只有合理分配兩級政府收入的情況下，才能更好地確保中央與地方為公眾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。只有將這樣的改革堅持到底、落實到位，讓“錢”與“事”相匹配，才能有效解決過去財政關係形成的一些問題。(田享華)　　（原標題：讓“錢”與“事”相匹配）